勒胡马第五十二章、虚兵

平阳胡汉政权的基本架构，基本上照抄晋制，并在其外又建单于台，以统驭氐、羌等所谓“六夷”——屠各本族乃至匈奴，不算为夷，是归大司徒而非大单于管辖的。如此两套制度，虽然貌似圆融，且主从有序，但实际运作起来，仍然诸多磕绊。

首先屠各、匈奴，虽然多数汉化，终究也有不少仍然游牧，且与旧晋人世豪之间矛盾重重，想用同一套班子总体管理起来，难度相当之大，起码无论刘聪还是刘粲，都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耐心——倘若刘渊尚在，或许情况会略好一些。

其次氐、羌等六夷，如今其势大削，余者与平阳政权尤其是刘粲，亦多不相得了。

胡汉政权的民族架构，是以屠各为核心、匈奴五部为股肱，外抚晋、夷。也就是说，刘渊之所以能够壮大，首先是以屠各而御匈奴，继而与氐、羌等六夷，以及部分晋人世豪达成和解，结成同盟，如此才可僭号称尊、雄距一方。刘渊在时，初命刘聪为大单于，统驭六夷，刘聪继位后，改任刘乂，又改刘粲——这三任大单于当中，其实以前皇太弟刘乂最得氐、羌的拥戴。

缘由也很简单，因为刘乂父屠各而母氐人，而且其母族在六夷尤其是司隶、并州的各部氐人之中，权势和威望向来称尊。

刘渊第一任皇后乃是呼延氏，呼延为匈奴贵姓，此乃屠各与匈奴之间的政治联姻——其太子刘和，便是呼延后所生之子。呼延后去世后，刘渊晋封侧妃单氏为后，单氏先有一子，就是刘乂。

单后之父名叫单征，本是上郡氐酋，势力颇大——不弱于如今的虚除权渠——他在永嘉二年正式背晋而东渡臣从于刘渊，也是在这同一年，呼延后崩，单氏继立为后——这究竟是巧合，还是别有蹊跷，外人便不得而知了。

等到刘渊薨逝，刘和继位，欲图诛杀诸弟，刘聪起而相搏，就是靠着他当时大单于的头衔，得六夷之助，才能顺利击杀刘和的。但在政变成功后，刘聪却假模假式地推让帝位，欲尊其弟刘乂，缘由何在？一则刘乂虽幼，却是单氏所生的嫡子，而刘聪本张夫人所生庶子，尊卑有别；二则刘乂作为单征的外孙，虽然还未成年，却在六夷中威望很高，因此刘聪才不敢遽然跃居其上。

刘乂当时尚未成年，因此固让不受，刘聪遂得以践祚，尊单氏为皇太后，封刘乂为皇太弟，并任为大单于、大司徒。然而其后不久，刘聪便将大单于之位又转授其子刘粲，甚至于更进刘粲为相国，将汉、夷之政一以委之——刘乂、刘粲之失和，便自此始。

——还有一种说法，刘聪实烝单后，刘乂多次劝说单后自重，导致单后郁郁而终，刘聪和刘乂的兄弟感情才就此走向终结。

在原本历史上，刘粲多次通过靳准、王沈等奸人，恳请刘聪废刘乂而立自己为皇太子，遭到刘聪的拒绝。于是靳准等人设阴谋、下圈套，诬陷刘乂谋反，先杀其亲近大臣和东宫官属数十名，再废刘乂为北部王，最终将之谋害，并杀依附刘乂的平阳士众五千余人——其中泰半都是氐、羌酋长，由是“氏羌叛者十余万落”，几乎占到了六夷的一半儿……

而在这条时间线上，刘乂倒是先因情势所迫，与刘曜合谋，打算“亲君侧”，杀靳准、王沈，结果被刘粲挫败，提前顺理成章地丢掉了皇太弟的宝座，遭到幽禁。刘粲等国内政局略微稳定一些以后，也便本着斩草除根之意，跟原本历史上一样，除去了刘乂，并杀其诸妻妾、子女。历史按其惯性发展，氐、羌多叛。

原本历史上，刘粲命靳准讨平了作乱的六夷，但在这条时间线上，因为北方太原郡已为石虎所得，故此叛羌、叛氐多数北逃，去依附了石虎。刘粲诏命石虎交人，石虎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——我都吃下去了，你还硬要我吐出来，世间哪有如此美事啊？

就此平阳政权可以实际控制的夷部几乎少了一半儿，剩下的也大多阳奉阴为，暗中阻挠刘粲施政。由此刘粲想要聚集兵马、物资，发动对关中的进袭，命令是下了，实际运作起来却阻力重重，导致迁延日久，这才没能赶上彭夫护、刘虎的进侵步伐……

裴该对于敌国内部的这种政治态势，是深有认知的——一则来自于裴诜等特务的探查，一则也来自于后世的见识。在原本历史上，胡汉之衰，最终导致刘粲为靳准所弑，其根由便可上溯到这场夷部大叛乱，而历史虽然已经很大程度被改变了，只要你刘粲在登基之前敢杀刘乂，想来结局也必然大同小异吧。

再加上河东的晋人世豪又以薛氏为首，早就与裴该暗通款曲了——刘粲打算秋后动兵的消息，最早就是薛涛遣人密报的。晋人豪门多数并没有得到出兵从征的旨令，但平阳想要发动大规模对外侵攻，是肯定会要他们出伕、献粮的，那么只须拖延这么几天，关中晋军就方便预作防范啦。

故此裴该才会说，平阳这条百足之虫，其运作机制其实已经彻底僵化了，不足为虑。

根据哨探来报，屠各和匈奴五部的兵马，正在陆续向采桑津方向集结，这倒并不出乎裴该、陶侃的预料之外。

冯翊郡与平阳政权相邻，黄河之上，有多处传统渡口，比方说蒲坂、郃阳和夏阳，河西岸皆为平原，方便涉渡。但这三处因为是传统的农业区，所以都有大城镇守，并在驱逐刘曜后，陶侃也围绕着渡口设置了多处堡垒，防御态势对晋军绝对有利。

由夏阳渡向北一百八十里地，别有采桑津，彼处河道狭窄，导致水流湍急，两岸皆山，其实并不适合大军涉渡。然而那里就已经出了冯翊郡界了，更在晋军的实际掌控范围之外，刘粲大可以花费较长时间来安安稳稳地渡过大军。而若晋军北出，欲图遏阻，甚至于击之半渡，则距离核心区域将会非常遥远，加之道路险狭，本身的运道也难保通畅。

故而裴该和陶侃原本就料算着，刘粲有可能会从采桑津西渡，且召刘曜来合，并力南侵。只是没想到刘曜先派刘虎来过了，估计刘虎这一趟，把高奴的存粮也吃得七七八八，则刘曜是否还敢来，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啦。

倘若刘曜敢率新败而士气低落、粮秣也无继的高奴之兵，真跑去跟刘粲会合，说不定刘粲当场就把这支兵马给吞并了，刘曜也很可能沦为阶下囚徒。

然而胡军若从采桑津西渡，因为地形所限，是不可能沿着黄河西岸直接南下的，必须先迂回到梁山以西，经上洛水河谷南下——基本上就是刘虎最后战败的那条道儿，也是陶侃谋划前进筑堡的东路。这一趟大迂回不少于五百里地，才可能接近粟邑，除非可以一鼓而下粟邑，否则考虑粮运问题，大军最多停留十日，就被迫要铩羽而归。

由此推断，刘粲不可能从比采桑津更远的渡口过河，也不可能绕得比粟邑更远，去打北地乃至于安定。甚至于，他就不可能派出超过五千的兵马走采桑津、粟邑这条道儿！

除非能够得到高奴的刘曜，源源不断供应粮草，但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——刘曜九成拿不出来，而即便粮秣充足，也有八成不肯给。

所以胡军走采桑津的可能性是有，但是不高，更大可能性还是要落在南方三处渡口。裴该由此便问陶侃：“这会不会是声东击西之计哪？”

对于防范胡军西渡，陶侃早就拿出多道方略，禀报过裴该了，但因应情势的变化，不得不当面再详细分析一回。于是他手按地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