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三事东京审判

    近期出版的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》,是完整文献首次在中国面世。整套书80卷、5万页、一千万字,再现了那场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。

    65年前的11月12日,结束,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——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,他们当中的七个被判处绞刑。

    在中,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,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,这一天被称作“划时代的日子”。这个人,就是中国末代皇帝、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“皇帝”溥仪。

    皇帝、废帝、寓公、傀儡、俘虏、囚犯、普通公民……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,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,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——证人。

    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,溥仪连续出庭八天,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。

    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、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,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,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,隐瞒了部分事实,开脱着自己的罪责。

    八天的证人经历,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。

    关键证人

    1946年5月,初夏,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。红白掩映之中,满眼都是破败景象。战后的东京,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,遍地焦土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,是断壁残垣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。

    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。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;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。

    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,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。

    从1946年5月3日开始。

    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,法官必须保持中立,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。而且,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: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。因而从理论上说,在最终宣判之前,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,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,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。

    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、检察官都很不适应。

    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回忆参加时曾经写道:“在审判的第一阶段,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,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,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,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,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,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。”

    在庭审的最初阶段,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。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,说日本“到处杀人放火,无所不为”,被斥为空无实据,几乎被轰下证人台。事后,秦德纯气愤地说:“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,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。”

    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,却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给自己提供的“权利”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,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,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,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“你有权保持沉默”的现实版。


    同样是“九一八事变”主谋、被称为“关东军之胆”的板垣征四郎,公然宣称自己无罪,甚至叫嚣“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”。

    直到8月16日,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,板垣一下变了脸色。

    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,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,缓缓地走向证人台,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,白衬衫,黑领带,戴着一副圆眼镜,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。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,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,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。

    “我生在北京,名字叫溥仪,本来是满洲姓,爱新觉罗?溥仪。”在证人席上坐定,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。

    中国的末代皇帝、伪满洲国“皇帝”溥仪,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。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《朝日新闻》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的意义——“一个划时代的日子”。

    溥仪将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。这一天法庭的“上座率”远远高于往常。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,前排的贵宾席平时稀疏冷落,现在却满满当当。

    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“侍卫长”工藤忠百般活动,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,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“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”,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……

    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,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,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、土肥原贤二、梅津美治郎等人,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。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,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证人。他说的每一句话,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。

    在溥仪的叙述中,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。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,向溥仪问道:“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,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?”

    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:“是。”

    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:“在法庭聆听之板垣,闻提渠之名,骤现不安之状。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,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,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,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,嘴之两角,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,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,立即伪作未见,若无其事然。”

    证人席上的溥仪,其实内心也不平静。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,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,自己不是去作证,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。

    惊弓之鸟

    伪满洲国覆灭后,溥仪带着亲属“大臣”从“新京”(长春)的皇宫中仓皇出逃。1945年8月19日,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,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忽然出现,溥仪被俘。

    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,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,因为“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”,他觉得“没被中国人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,实在是万幸”。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“皇帝”,溥仪自知罪责难逃,回国受审的可能,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。

    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。在关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疗养所,伪满的“皇亲”和“大臣”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。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,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,苏方都是尽量满足。只要身边跟个人,溥仪还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。

    见苏联人似乎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接受审判的意思,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。一个月后,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,要求“永远居留在苏联”。私底下,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,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,一有机会,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,逃到英美等国去做寓公。

    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,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。

    溥杰回忆,俘虏们被改送到红河子地区关押后,有一天,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,告诉他们,“国民政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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